王淑芸�/p>

　　当下我国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已成为道德领域亟需治理的突出问题之一。那么，社会诚信问题应该怎么看呢？我们不能把目前社会诚信的颓败，仅看成是关涉个人品行的一个道德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关乎民生、制度和信仰的影响我国社会转型是否平稳过渡的一个社会管理问题、�/p>

　　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既要面临社会体制转换和机制转轨、社会结构调整的风险，也要面临社会价值观念转变和行为规则形成的社会意识内化和外化的风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和规则意识的形成，与社会结构的调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转变和规则意识的形成，跟不上社会结构的调整，那么社会结构变革而制定出的新制度就会被陈腐的思想观念腐化变通，制度�?ldquo;虚化��后将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效力。毋庸置疑，使社会成员具有包括诚信原则在内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规则意识和相应的品行，是转型期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显然，我们对于社会诚信问题，不能小视待之、�/p>

　　社会诚信问题，是关系着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的民生质量问题。社会成员弄虚作假、违约失信是行为主体的道德品行问题，但弄虚作假、违约失信产生的社会后果，则是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民生问题。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视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无需多论。但需要清醒认识的是，让民众过上富足幸福的小康生活，绝不只是做�?ldquo;蛋糕��、提高居民收入的��钱袋�?rdquo;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衣食住行等消费品的产品质量要有保障，能够让人们有钱买到健康无害的放心产品，不仅能吃饱，而且还要吃好。概而言之，改善民生，不单单是发展经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民富有钱，而且还要民安。各类产品和工程的质量诚信，�?ldquo;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rdquo;之一。因此，让老百姓买的省心、吃的放心、用的安心，切实解决产品质量的诚信问题，是关系着人民群众能否过上有品质的小康生活的大事、�/p>

　　社会诚信问题，是关系着社会信任和信仰的精神问题。社会诚信问题，已不单是经济信用的严重缺失增量无效资本而降低经济效率问题，更是冲击人类的基本道德信念、瓦解社会的信任心理、扰乱人的心灵秩序的精神问题。诚信严重缺失对人的心灵、精神世界的破坏，是无法用经济损失的数字来计算的。在商业活动中，社会成员对购买商品总是心生疑虑唯恐上当受骗，商人做生意提心吊胆唯恐被欺诈；在人际交往中，熟人�?ldquo;�?rdquo;、陌生人��提防���?ldquo;小悦�?rdquo;事件路人表现出的道德冷漠以及��老人摔倒不敢扶��的道德恐惧；对政府公布的信息，人们怀疑数据造假、业绩虚报；对媒体的报道，人们唯�?ldquo;有偿新闻���?ldquo;恶意炒作��；到医院看病，怀疑医生的医术和职业道德操守，等等。这些由社会诚信问题引发的普遍社会怀疑，折射的是一种社会信任和信仰危机，而信任和信仰是人所独有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性需要。人有信奉的价值理念和原则，不仅行为有尺度和预期，能够形成社会信任，而且精神有追求、心灵有安顿，神定心安，精神愉悦。相反，人的精神世界的价值原则一旦屡遭经验世界的践踏，就会动摇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和原则而出现价值信念危机。而社会对虚假失信的风险承担也是有限度的。社会机体犹如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阈限一样，一旦虚假、欺骗、失信泛滥成灾，高额的社会交往成本和维序成本、激化的社会矛盾就会挑战社会运行的阀限。因此，社会诚信缺失的治理，既是道德止跌之必需，也是社会信仰树立和信任建立之必需、�/p>

　　社会诚信问题诱发的根源，不仅有道德，也有制度。虚假欺诈、毁约失信等，确有人们思想道德低下、道德自律不够的见利忘义、投机钻营问题，但也有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及其效用低下问题。不合理的制度以及制度不管用，都会诱发非诚信行为。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其规定合理与否至关重要。一旦制度规定不合理，就�?ldquo;诱�?rdquo;虚假失信行为。不合理的制度有多种原因和表现形式：一些制规者，官僚作风严重，不走群众路线，不到基层进行深入调查、广泛听取意见和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科学论证与评估，制定出一些不符合实际、无法操作的��文本式制�?rdquo;；有些制规者受利益集团左右导致��政府俘获��，失去中立立场，制定�?ldquo;有失公正的制�?rdquo;；有些制规者为逃避制度不完善（如规定不全、标准低等）的责任，制定出超出规范对象实现能力、大而全�?ldquo;摆设制度��；有些制规者不懂科学、不尊重客观规律，制定出��空想制度��；有些制规者对陈旧制度不及时进行修订，导致相关规定标准成为不合乎当代社会实情的��过时制度��，等等。这�?ldquo;问题制度��，由于在工作实际中人们无法切实贯彻落实，不可避免地会��诱�?rdquo;相关人员弄虚作假，产生大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变�?rdquo;现象，导�?ldquo;集体�?rdquo;非诚信行为泛滥。这种不合理制度诱发的非诚信行为，尤具危害性，因为它作为一种通行�?ldquo;潜规�?rdquo;，具�?ldquo;合谋�?rdquo;��默许�?rdquo;�?ldquo;共知�?rdquo;，它既失去了行为者道德耻感的内讼，也失去了社会舆论的鞭笞，形成了不以造假失信为耻的氛围、�/p>

　　另外，制度失效也会诱发不诚信行为。投机牟利是诚信的杀手，而制度违规必罚的强制性，也是制衡投机者的杀手。然而，如若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致使拖欠贷款和货款、恶意逃废合约、财务作假、金融诈骗、制假贩假、抄袭、剽窃等违法背德的行径，没有受到严厉惩处，社会上就会出现失信者能够牟利、守信者吃亏的现象。其后果是：一是虚假失信者因未受到处罚而不知悔改，投机钻营的企图和行为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二是这种违法必罚的法律逻辑的现实断裂所产生的虚假失信牟利、违法成本与风险低下的社会现实，不仅会打击社会成员的诚信道德向往和信念，而且会产生消极示范效应，诱致其他人投机失信。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对非诚信行为不能实现严惩，消解的是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瓦解的是社会成员的法律信念和信仰。社会成员具有法律信仰，一是自己守法，二是相信他人守法，三是相信违法者必会受到法律制裁，不怀疑存在法外法问题。相反，社会成员一旦缺乏法律信仰，一是自己伺机违法牟利，二是不相信他人会守法，三是总认为法律制度可以在��权力、人情、金�?rdquo;的作用下发生变通，以为��有本�?rdquo;的人即使违法也能逃脱处罚，只�?ldquo;没本�?rdquo;的违法者才会受到法律惩处，由此衍生出心不服法的消极社会心理，并会诱�?ldquo;选择性守�?rdquo;的机会主义行径、�/p>

　　上述分析表明，仅把社会诚信问题纳入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是不够的，还必须纳入到政府保障和提高民生质量的社会管理中；同样，社会诚信建设，也不仅仅是社会诚信教育、相关制度健全和完备的问题，更是制度挺立而具有权威和实效的问题。制度不管用，缺乏权威，制定再多、再健全的制度也无济于事。制度有信用，人有信念和信仰，社会充满信任，诚信的社会才能到来。（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研究��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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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构建我国社会诚信体系

王雨�?/p>

　　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与关�?/p>

　　按照市场交易因素标准，社会诚信可以分为市场诚信和非市场诚信，市场诚信是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中履行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状况，包括商务诚信、金融诚信和消费者诚信。非市场诚信是特定主体在社会管理或服务中履行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状况，包括政务诚信、司法公信和非盈利组织事务诚信、�/p>

　　市场诚信是社会诚信中最普遍、最重要，也是出现问题最早、最多的部分。我国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初衷�?ldquo;以健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rdquo;。同时，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源头也在于市场诚信的危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来，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备等原因，致使市场各类信用危机严重。尤其是市场诚信危机转入社会其他领域之后，商业机会与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学术权力等耦合牟利，易于滋生政治与学术腐败，导致政务、司法、学术失信于民。因此，市场诚信是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与核心、�/p>

　　政务诚信是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在政务活动中，依法行政、遵约重信的状况。司法公信是司法机构及其从业者依法行使司法权，取信于民的状况。政务诚信与司法公信分别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依法管理社会事务、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的重任。我国民间素�?ldquo;以吏为师��的文化传统，政府公务员和司法从业者居于社会管理地位，对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实现、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国民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需要通过公务员或司法从业者的日常工作来贯彻落实。而社会公众对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的认识及评价，一般首先通过对公务员和司法从业者行为的观感做出。因此，公务员和司法从业者的诚信道德至关重要、�/p>

　　非盈利组织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慈善等行业或领域的组织，其显着特点是公益性。非盈利组织事务诚信较为庞杂，大致包括医务诚信、校务诚信、慈善诚信等。非盈利组织绝大多数属于体制内的事业单位，也有一部分属于体制外的民间公益组织。这类组织的诚信状况反映着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相对来说，治理非盈利组织诚信缺失虽然是重点，但不是难点、�/p>

　　综上所述，构建我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是市场诚信，关键是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p>

　　德法并举治理社会诚信问题

　　治理社会诚信缺失既要依靠道德提升，又要依靠制度建设，即坚持德法并举的原则。道德具有基础性、普遍性、治本性的特点，制度具有规范性、针对性、稳定性的特征，二者相得益彰，交叉互动，相互协调，不可偏废。然而，就个人而言，在人与制度之间，人是更活跃的因素，制度往往由人来制定、执行和解释，制度的缺陷可以通过道德弥补，而道德的缺失则很难由制度及时补充，因而需要当事人具备良好的诚信道德水平。对社会而言，法律把道德的底线上升为国家意志，是维护诚信道德的有力保障。制度一经制定并加以执行，就具有引导人和约束人的作用，因而能够实现对诚实信用的规范性、稳定性预期、�/p>

　　鉴于公务员和司法从业者具有制定、执行和解释制度的机会及功能，又与广大纳税人存在��衣食父母��和服务对象的双重关系，因此，社会公众对公务员和司法从业者的诚信道德水平明显具有较高的要求。按�?ldquo;打铁首先自身�?rdquo;�?ldquo;治国先治�?rdquo;的理念，政府机关和司法机构均应将诚信道德作为公务员和司法从业�?ldquo;入门��的重要条件和执业资质，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提升公务员和司法从业者的道德水平，力求在道德要求层面满足从事社会管理或司法活动的需要、�/p>

　　对于广大市场主体来说，其基本责任是依法经营和诚信交易。因此，法律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守�?ldquo;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的底线、�/p>

　　对于非盈利社会组织的管理者而言，情况则比较复杂。一般来讲，对于这类主体的道德要求应当不仅仅是商德，否则无法实现非盈利组织的宗旨、�/p>

　　解决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问题，需要在法律规制的基础上强调道德。通过制度安排，可以保障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依法行政、有法可依；保障司法机构及其从业者依法办案、有法必依；保障社会公众对政府机关及公务员、司法机构及其从业者进行有效监督。因此，制度安排与道德提升相比，确有立竿见影之效。然而，无论制度设计多么精巧，总难免存在缺失或者重叠，这就需要制度的解释人、执行人诚信地即时补漏，完善社会管理。可见，对制度解释人、执行人的道德要求比能力要求重要，甚至与制度本身同等重要、�/p>

　　不同于解决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问题的手段，解决市场诚信问题必须依靠法律规制。一方面，我国市场主体的数量多、差异大，道德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我国市场诚信缺失的时间久、范围广，危机程度严重。运用道德手段虽可治本，但旷日持久，时不我待；运用法律规制虽�?ldquo;治标不治�?rdquo;之虞，但能普遍推行，立等见效。因此，对于市场诚信问题只能依靠制度建设来解决。此外，对于非盈利社会组织事务的诚信问题，显然需要典型的道德与制度并举的方式予以解决、�/p>

　　市场诚信的直接规制与间接规制

　　治理市场诚信缺失的主要手段是市场诚信立法，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市场诚信。规范市场诚信的法律手段，包括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两种方式、�/p>

　　直接规范是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法、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对失信行为人予以直接制裁。现行法律规范内容丰富，体系繁杂，既包括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法律，又包括相关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还包括部门、地方规章。直接规范属于传统的规制手段，司法和经济生活实践证明，直接规范的作用有效、有力，然而实则有限、�/p>

　　间接规范是通过征集、披露、流转、使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方式，对失信行为人予以制裁，即通过技术手段公开失信行为人的信用信息，让包括失信行为人的交易对象在内的相关市场主体充分了解，再由市场主体自行决定是否继续与失信行为人交易。间接规范是运用信用信息传导机制，将失信人排除市场的方法。间接规范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已有多年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却处于摸索实践之中。我们所说的信用立法主要指对信用信息传导机制的立法，对此急需进行顶层设计、�/p>

　　市场信用立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立法培育信用市场，规制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征信活动，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将市场主体履行义务的情况以信用信息的形式向社会或特定人披露，由此鼓励市场主体诚信交易，淘汰失信行为人，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p>

　　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于市场诚信立法。市场诚信属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与核心，必须以制度方式优先解决。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规范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慈善等行业或领域的非盈利组织事务诚信，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根本解决我国社会诚信整体缺失的问题、�/p>

　　值得注意的是，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是构建我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关键�?ldquo;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rdquo;公正廉明的政府机关和司法机构是社会诚信的表率和保障、�/p>

　　总之，通过社会监督机制，督促政府机关和司法机构依法行政、依法办案，从而实现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通过加快市场信用信息传导立法，培育信用市场，从而实现市场诚信。解决好市场和政务、司法领域的诚信问题后，其他领域的社会诚信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法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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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实与俠�/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