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和制定路线方针的根本依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后，中国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跃上了新的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万美元，成为经济总量第二、制造业总量第一的超大规模经济体，无论是从供给能力还是需求潜力都具备了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支撑并带动国际循环的条件和基础。与此同时，随着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的重大变化，“卡脖子”技术供给、市场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造成的供需脱节、循环不畅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原来建立在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市场资源“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发展阶段了。再加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和不确定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一系列重大变局因素影响广泛深远，经济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贸易格局、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临着巨大冲击，这要求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新发展阶段需要一个更加强大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我国适应新发展阶段各方面重大变化的主动选择�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战略路径选择，这是由经济现代化理论逻辑决定的。从现代化理论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要实现赶超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根据自身社会、经济、自然和历史文化条件，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和战略。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现代化新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开始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是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是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的现代化赶超战略已经不适应现代化进程需要，关键核心技术受限、内需亟待开拓等弊端日益明显，制约国内国际经济循环，需要寻求基于新的比较优势、打破关键核心技术依附的新的经济现代化路径。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比较优势，需要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比较优势，使得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充分发挥，尤其是发挥好市场这个全球最稀缺的资源优势，通过扩大内需和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从成本驱动的数量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加快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面对全球经济政治出现的巨大变化和我国现代化进程出现的阶段性新特征，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是一项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递进深化，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整合提升，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新发展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我们必须通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无阻、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形成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以及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同时以国际循环持续提高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和中断。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而深远�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关键所在与本质特征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要科学把握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要强化全面性认识。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不能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超越了主要依靠外资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从成本驱动、出口导向、高速度工业化转向创新驱动、内需导向、高质量工业化，不能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二是要强化全局性认识。必须充分认识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的重大战略调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多个环节的全国统一的大循环、大市场，不能只考虑建设本地区、本部门、本区域的小市场和小循环，搞低层次物流循环。三是要强化协同性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将强化需求侧管理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协同起来，不能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主要是扩大内需、形成国内大市场，而忽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或者是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忽略了加强需求侧管理，对扩大内需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四是要强化系统性认识。不能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割裂考虑，要充分认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三新”有机地系统地放在一起理解其深刻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分工和价值增值的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的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经济循环环节。一个正常的经济合理增长的经济循环，需要生产要素和产品能够在各个环节以及各个环节内部循环流转畅通。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而内需主导、内部可循环又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当前，国内经济循环不畅、制约扩大内需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我国内需体系还不完整、还需进一步完善，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就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而完善内需体系、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具体需要从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新型消费体系几个方面改革入手。尤其是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不通畅的关键矛盾在于供给方不能充分适应需求的转型升级，造成供求之间无法正常适配形成经济循环，这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个主线和战略方向。当然，国内大循环畅通也需要国际大循环促进循环效率和水平的提升�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仅仅意味着从经济增长的数量上国内循环量占比为主，这不是新发展格局本质要求。测度分析表明，实际上从GDP数量上看，中国的经济循环量早已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经济循环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这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高水平自主创新为主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发展格局。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减弱，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亟须通过创新实现新的生产函数组合。经济全球化也正遭遇强势逆流，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难以为继，关键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经济安全风险加大，我国经济循环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堵点和瓶颈，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无论是从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看，还是进一步推进经济增长培育经济新动能看，都需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创新培育高水平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布局、重大举措和政策体系

　　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布局看，一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二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三要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深层次改革，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形成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动力机制；四要加快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国内大循环产业布局、空间布局和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五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发展贯穿到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增强在复杂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从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大举措看，一是建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有效协同的宏观治理机制，持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加快形成一种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改革与管理有效协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有效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二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为抓手，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化服务业；三是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通过完善生产、市场、分配和消费体系，积极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有效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四是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平公正公开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增长的所有制基础；五是促进城乡、区域、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新型工业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协同，全面推进绿色生产和消费转型，实现绿色经济稳定高效增长；六是进一步全面统筹发展和安全，尤其是筑牢经济安全基础，一方面是维护以供应链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安全，另一方面是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统筹这两方面安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要回归到支持实体经济的本质。以此为关键着力点，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防范和化解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类重大风险�

　　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政策体系看，要逐步形成稳中求进的政策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已经是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稳中求进的政策体系，“稳”是主基调、是大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工作“稳”的重点放在稳住经济运行的政策方面，保证经济运行不出现系统性风险；“进”是在“稳”的基础上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各个关键领域积极进取的政策。“稳”和“进”是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稳中求进的政策体系包括七方面的总体要求：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具体而言，稳中求进的政策体系内容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协同联动，跨周期与逆周期宏观政策有机结合，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紧扣结构性问题，做到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精准有效；二是微观政策要正确把握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深化改革开放，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持续发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不断强化完善结构政策，尤其是加快科技政策扎实落地，构建科技、金融、产业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特征的新发展格局；四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提高区域发展政策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推进区域发展政策与社会民生政策有效协同�

　　（作者黄群慧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