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慎行(1565–/span>1636)、/span>他是文武全才唐荆川的外孙,深受外祖父影响,自幼酷爱读书。明万历二十三年'/span>1595 )考中进士,殿试第三名,先后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仢/span>理尚书。在任期间,他曾数次请假回常,闭门读书,深究理学或在东林书院讲学,为东林党重要掌门人之一、/span> 孙慎行是明代重要的理学家。宋代以来,理学家把“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强调“二元论”。孙慎行认为“性”和“气”实是一回事,强调“性善”一元论,坚持认为只有性是天命注定的、是善的。这一观点也是他理学思想的独创。在功夫论上,孙慎行与宋儑/span>相一致,“戒惧慎独”学说尤胜一筹。所谓“戒惧慎独”,就是要提高个人的修养,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上要“戒惧”、下功夫。“慎独”是指在情操、修养?/span>自律、坦荡上要有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在无人监督的惄/span>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的事。孙慎行认为讲理学的人,最讲究的是慎独功夫,如果要做君子,就应该“终日戒惧慎独”。他的这一思想至今为人借鉴、/span> 孙慎行的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庸慎独义《/span>等书中,最大的贡献是形成了独创的慎独功夫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影响了包括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刘宗周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同时也使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有“云雾为之一开”的感觉、/span> 孙慎行的理学思想影响深远,对东林学派思想的形成功不可没。他在东林书院讲学,影响了一大批人。理学家、文学家刘宗周曾说:“东林之学,泾阳(顾宪成的号)导其源,景逸(高攀龙的号)始人细,至先甞/span>(孙慎行)而集其成矣。“/span> 东林学风倡导“主敬”(倡导道德修养方法,以髗/span>攀龙为代表)与“慎独”(以孙慎行为代表)道德修为功夫,最大的特点是关心时事、讲求实用、知行并重,以经世致用为导向,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王阳明“空言”研究,不着边际,对明王朜/span>宦官乱政,朝政腐朽、没落、衰弱有针对性,为明清之际的实学之风开启了务实的方向,树立了一种全新的伦理思想、/span> 孙慎行为官刚正不阿,清廉正直,在官场上有两件事最值得称道、/span> 一件是直谏神宗皇帝。神宗皇帝朱翊钧与皇后无子,临幸宫女王氏,生长子朱常洛,王氏被封为王恭妃,接着又与妃子郑氏生了第二个儿子朱常洵,郑氏由此被封为贵妃。按祖训规矩,应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可郑贵妃常吹枕头风,想叫皇上立自己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神宗也比较赏识这个儿子,动了违背祖训之念。孙慎行等大臣带头上奏,强烈反对,使郑贵妃的阴谋未能得逞。万历四十二年(1614),朱常洵被封藩洛阳为福王,郑贵妃让儿子赖在京城不走,索要庄田4万顷+/span>孙慎行又连续十多次上奏,要求下旨让朱常洵离京。事成后,孙慎行深知得罪权贵,四次上奏要求回籍苦读史书获准、/span> 另一件是“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驾崩+/span>太子朱常洛接位,郑贵妃极力“讨好”,进献美女。朱常洛因好色过度,29天后就一病不起,原郑贵妃身边心腹太监、管御药房的崔文升赶快送药恶补。接着鸿胪(lu)寺丞李可灼又献呈红丸,结果这位皇上吃后第二天就驾崩。朱常洛长子熹宗朱由校接任皇位后,下诏孙慎行赴京任礼部尚书。孙慎行到任后便上奏,怀疑郑贵妃害死朱常洛,要求严惩李可灼等。此案始称为“红丷/span>案”、/span>16岁的朱由校性格软弱,交由宦官魏忠贤处理,仅将李可灼作流放处理。孙慎行看到宦官乱政,朝政颓废,大所失望,上任一年多时间,再次称病,回常州读书讲学。以后魏忠贤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之风越演越烈,阉党霍维华上奏,全盘推翻“红丸案”,指孙慎行为罪魁祸首。加上孙慎行在东林书院讲学时抨击阉党,早成了魏忠贤眼中钉,遂被流放宁夏。后幸朱由校短命'/span>22岁),阉党被接任的思宗皇帝朱由检铲除,孙慎行才获赦、/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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